袁明淙

热播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有这样一个桥段。唐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，要求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。经过计算，“荔枝使”李善德认为，只要运送十丛（砍伐十棵荔枝树）即可满足需求。右相杨国忠为稳妥起见，要求运送三十丛。在执行过程中，各级官员又层层加码。最终，到了岭南荔枝园，这个命令变成了“运送两百丛荔枝到长安”。结果，大量荔枝树被砍伐，荔枝园遭到毁灭性破坏。

这一情节，深刻揭示了古代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与腐败。官员们为了政绩和仕途，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，将原本简单的任务复杂化、扩大化。固然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剧情是虚构的，但历史上，层层加码将理性政策异化为惨痛人祸的事例不胜枚举。

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中，我们看到层层加码的典型表现。青苗法本是解农民青黄不接之忧的善政，然而，应由农民自愿申请的贷款，变成了地方官员的硬性摊派甚至强迫借贷。为了完成指标，一些官员还擅自提高贷款额度。结果，农民不仅未能从中受益，反而因沉重的还款压力而陷入困境。

明代“改稻为桑”政策下的毁堤淹田事件，更是将层层加码推向了极端。嘉靖年间，朝廷因财政困难，计划将部分稻田改为桑田，以增加丝绸产量，获取更多白银。然而，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，不惜采取强制手段，甚至掘开堤防，引来春汛淹没农田，迫使农民接受“改稻为桑”。

层层加码的本质，是为了转嫁风险。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中，每个层级的官员都害怕成为整个链条中最弱的一环，于是本能地选择“加码保险”，通过超额完成任务来彰显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效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那些负责运送荔枝的官员，当然知道大量砍伐荔枝树劳民伤财，但他们更清楚：若因运送荔枝不足而获罪，轻则丢官，重则掉脑袋；而过度执行，则不会被治罪。

层层加码之所以难以根除，还在于它已经演变为向上级展示“高度重视”的仪式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那些多砍多伐荔枝树的官员，何尝不是在用极端方式，确保博得“妃子一笑”，从而向朝廷证明自己的重视度和执行力？当下，在某些地方，基层工作事无巨细“处处留痕”，为完成减排指标强行切断居民供暖，“禁止违规吃喝”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“禁止吃喝”，这些看似荒诞的做法，实际上也是在表明“态度”：交代的任务，我不仅完成了，而且是超额完成。

考核评价体系的异化，更是加剧了层层加码的顽疾。当某些上级考核只看“数字”“亮点”而不看实际效果时，加码就成了最便捷的应对策略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运送荔枝的数量，俨然衡量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。如今有的地方，表格数量、走访户数、会议次数等，同样成了评价基层工作的主要依据，实际工作成效反倒显得不重要。这种扭曲的考核导向，催生了大量“盆景式政绩”“数字游戏”。

破解层层加码困局，必须尊重每一次“十丛足矣”的理性计算，抑制每一次“砍掉整个果园”的冲动。这就需要重构政策执行的评价体系，引入政策受众的真实反馈作为考核核心。宋代青苗法若能以“农民还款负担是否合理”而非“贷款总额是否达标”来评价，明代“改稻为桑”若能以“百姓收入是否提高”而非“桑田面积是否扩大”来衡量，许多悲剧就能避免。

如今，政府推行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正是试图让“群众满意度”成为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。新技术手段也为遏制层层加码提供了可能，区块链技术使政策执行过程可以追溯，大数据分析能识别异常加码行为。但最根本的，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共识：政策执行的真谛，不在于证明执行者有多努力，而在于政策对象能够真正受益。